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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1”19周年:迈克尔·波特开出修复美国政治药方

2020/9/17 1:37:11 来源:原创 浏览:

小佛爷说

对于19年前的911事件,很多人依然记忆深刻。19年后的今天,美国深陷新冠疫情、种族冲突、党派斗争等种种危机之中。背后的原因错综复杂,但跟美国的政治体制也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在许多美国人以及世界其他地区的人看来,美国的政治体制之不合理,功能之失调,已经到了无法修复的地步。迈克尔·波特在文章中指出,强效的解决方案是存在的,而且在数年而非数十年内就可以实施。他将五力模型理论应用于政治,揭示出美国政治体制中存在的关键问题,抛弃了对美国政治的传统理解,还提出了一些补救措施。

不良竞争

为检视现行体制的运作方式,我们应用了最初开发来解释产业结构及其对营利性行业内竞争影响的五力模型(Five Forces framework)。这一模型阐释了政治机能失调的根本原因,并指明了变革所需的最强有力的杠杆。

政治行业的驱动力与其他任何行业一样,都是构成竞争的那五种力量:竞争的性质与强度、买家的实力、供应商的实力、新入行者的威胁以及以新方式竞争的替代者造成的压力。这些力量之间的动态关系决定了行业竞争的性质、行业创造的价值以及谁有能力获取这种价值。

一个行业的良性竞争是双赢的竞争。竞争对手为了更好地服务客户需求而激烈竞争。通过教育客户及迫使对手生产更好的产品与服务,接触客户的渠道可以强化良性竞争。供应商竞相提供更优质的投入,让对手改进自身的产品和服务。新入行者和替代者只要不被高进入壁垒所阻碍,就会促进创新,并动摇现有的竞争。客户有权通过将业务转移到其他地方的方式来惩处提供劣质产品和服务的竞争对手。在健康的行业里,只要客户满意,竞争对手们也都会运转良好。

在政治行业,我们没有这种良性竞争——正好相反。竞争发生在两个关键层面:赢得选举的竞争和通过(或阻止)立法的竞争。我们的选举和立法正深陷不良的输赢竞争之中:两大寡头成为赢家,公众利益成为输家。这种悲剧性的结果是由政治行业的结构造成的。

五力模型理论应用于政治揭示出关键问题。竞争对手们(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已巩固了他们的两大寡头地位,这样,即使他们应该服务的客户(公民和选民)深感不满,他们也照样运转良好。竞争对手根据意识形态和党派利益划分选民,以此来区分自己。他们瞄准的目标是相互排斥的党派及特殊利益群体,以最大程度减少核心客户的重叠。这种划分提高了客户忠诚度,减少了责任。每一方都竞相通过妖魔化对方来强化分歧,而不是拿出最有可能需要妥协的、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

渠道(媒体报道、广告、选民直接参与)和供应商(候选人、说客、选民数据商店)受到连累,并被拉拢为两大寡头服务。多数客户的影响力极其有限——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替代者和新入行者遭到了有效阻止。

新竞争对手(比如新政党)或替代者(比如独立人士)面临的进入壁垒异常巨大。一旦存在可能,两大寡头就会合作加强那些壁垒。比如,为了遏制新入行者,两大寡头制定了筹款规则,允许单个捐助者每年向一个全国性政党(民主党,共和党,或者两者)捐款85.5万美元,但是只允许其在每个选举周期——每两年——向独立候选人委员会捐款5600美元。

政治机器

在政治行业,最大的进入壁垒——因而也是产生良好政治结果的最大障碍——是我们看来完全正常的结构与做法,因为“他们一直就是那样”。这些东西包括党内初选、简单多数投票和党派控制的立法程序。

我们使用“选举机制”和“立法机制”这样的术语来指称选举和立法过程中的具体规范、结构和做法。它们共同给公民带来了不良结果,其可靠度堪比工厂里运转顺畅的机器。为了产生符合公众利益的结果,并确保对这些结果负责,我们需要重新设计选举机制和立法机制。

选举机制。造成了这个国家最大问题的并非意识形态分歧本身,而是党内初选如何影响到了立法的行为。

当国会议员在考虑一项代表某个重大问题——负担不起的医疗卫生、不断膨胀的国债、气候变化——得到有效解决的两党妥协议案时,他们最关心的问题一定是,假如他们投赞成票,他们是否能在下一次的党内初选中继续当选。如果他们认为支持该妥协议案会毁掉他们的机会——在我们双方最大的问题上,它几乎总是会毁掉机会——那么,再次当选的理性动机会促成他们投反对票。这使得双方实际上不可能走到一起来解决具有挑战性的问题。党内初选制造了一个“针眼”,任何解决问题的政界人士都无法从中穿过。因此,我们的政治进程未能产生有利于公众利益的结果。对于这种失败不存在问责,因为不存在新的竞争威胁。

由于缺乏新的竞争对手,我们进行的是简单多数投票。当开国元勋们设计我们的制度时,他们几乎没有民主选举的例子可以参照,所以他们从英国借用了这一概念:获胜者是得到选票最多的人,但不一定是多数票。比如,在三方竞选中,一位候选人以34%的得票率就可以获胜——这意味着66%的选民更倾向于选择其他人。

将近250年之后,简单多数投票显然远非最理想的方案。它造成了反竞争的“搅局者效应”,即一个不太可能获胜的候选人从一个意识形态与之相近、被认为更有可能获胜的候选人那里拉走了足够多的选票。投给获胜几率小的候选人的选票会“破坏”实力更强的候选人的竞选——从而无意中助长了意识形态对手的当选。在其他任何有吸引力的大型行业,客户不满程度如此之多,新的竞争者就会进入市场。这种事在政治上不会发生,因为搅局者效应(以及与之相关的“浪费选票”担忧)的威胁既会抑制新的竞争,又会打压创新的政策理念。

立法机制。在政治行业,竞争的存在不仅是为了赢得选举,而且也是为了制定并通过(或阻止)立法。如果一位候选人通过了党内初选,在大选中至少赢得了简单多数选票并进军华盛顿,那么党派立法程序就在等待着他了。国会立法是在政党制定的一套强大规则下进行的,这套规则优先考虑的是政治-产业联合体的利益。委员会主席和成员资格由政党领导人控制,控制着立法议程的众议院议长有权以任何理由单方面阻止对任何法案的投票——哪怕是那些获得众议院多数支持的法案。

这种党派立法流水线的最终产物是意识形态式的、不平衡的、不可持续的法律,由一个政党不顾另一个政党的反对而通过。政党对国会控制权的变化带来的是“废除与取代”的承诺,而非“实施与改进”。结果通常是陷入僵局和无所作为。

现行模式的影响

为探究企业领导人目前对参与政治的看法,我们在2019年对5000名哈佛商学院校友进行了一项调查,其中许多人现在身居领导岗位。当被问及企业参与政治的总体影响时,近一半的受访者表示,它提升了公司的业绩。可是,只有24%的人表示,它改善了政治体制(比如,通过向政府提供所需的信息),而超过一半的人表示,企业因加强党派关系及支持企业特殊利益而正在损害政治体制。当被问及企业参与政治是否提升了公众对企业的信任时,69%的人表示没有提升。

侵蚀商业环境。企业参与政治主要集中在影响经济政策、法规和监管的执行方面,以便有利于特定行业,支持特定技术或者让某些企业占据比他人更优势的地位。这些为特殊利益付出的努力能够增加利润,但是通常不会促进公众利益或改善整体经济。

几十年来,政治行业一直未能解决美国商业环境中的重大挑战。比如,国会尚未制定计划来修复美国陈旧低效的实体基础设施。目前也尚没有连贯的移民政策,尤其是针对技术移民的政策。技术移民对企业至关重要,而且历来都是美国竞争力的关键。

扭曲市场并破坏公开的竞争。近年来,反垄断法规解释和执行上的松懈已导致美国出现了数量空前的行业并购。如今,欧洲通常被认为拥有比美国更严格的反垄断标准,这一惊人的逆转削弱了美国的一个关键优势。为何反垄断标准遭到了削弱?一个主要原因就是企业游说。最近的一项研究发现,当针对司法部(Department of Justice)和联邦贸易委员会(Federal TradeCommission)的游说支出翻倍时,某特定行业内反垄断执法行动的数量减少9%——按研究人员的说法,这是相当可观的影响。从1998年到2008年,这种游说行为增加了两倍。

侵蚀社会效益。企业鲜有在推动我们国家急需的社会进步方面给予鼎力支持及发挥影响力。在过去的15年里,关键性社会政策重点事项方面几乎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比如优质公共教育、清洁用水与卫生、减少枪支暴力、改善居住条件。

政治创新势在必行

对于美国的政治体制而言,最强有力、最可实现的创新包括重新设计选举机制和立法机制。

选举机制创新。为在国会中营造一种解决问题的风气,我们提议采取一种国会选举的新方法:最终五人票决法,即(1)以开放的非党派初选取代封闭的党内初选,最终排名前五的人进入大选,(2)在大选中以排序选择制投票取代简单多数投票。

五人票决模式——结合排名前五的初选与大选中的排序选择投票制——消除了我们早前描述的“针眼”和“搅局者”问题。因此,我们认为这是创造激励机制最有希望、最有效的方式,让立法者为公众利益而工作,并面向新的动态竞争开放国会选举领域——动态竞争的威胁会让当选的官员在选举结果上对选民更加负责。

通过营造良性竞争,五人票决制提供了自由市场最精华的东西——创新、成果和责任。请称其为自由市场政治。这些选举变革通过州立法或投票行动在几年之内就可以实现。哪怕只有五个州派出的代表通过最终五人票决制选出到华盛顿的,我们也会有10名参议员以及(视哪些州采取了变革而定)多达50名的众议员是以解决问题的新激励机制而当选的,哪怕许多人是连任当选。这些议员可以充当新支点——采取行动、达成妥协、解决问题,并打破治理上的二元束缚。

立法机制创新。我们提议制定零起点规则,将《众议院规则》(Rules of theHouse of Representatives)、《参议院常设规则》(Standing Rules ofthe Senate)、《参议院委员会的权力与规则》(Authority and Rules ofSenate Committees)等束之高阁——所有这些在数十年的时间里已经被拉拢、被用作武器,以实现党派控制。

这些关键的创新将为政治行业注入良性的竞争。增加再次当选可能性的不是目前有违常理的激励结构,而是为公众利益行事。

企业领导人应该调配他们的资源和影响力来支持这些政治创新,同时重新构想企业自身参与政治的行为方式。

没有什么比我们被动接受一个失败的政治体制,更能威胁到美国的经济竞争力和社会进步了——更能威胁到自由市场经济与自由民主的结合。企业领导者们不会容忍他们的任何企业有如此的表现。相反,他们会诊断问题,设计解决方案,采取行动,然后解决问题。企业领导者,与其他公民一道,能够且必须为我们的政治做同样的事情。现在就做。

关键词:政治创新

凯瑟琳·吉尔(Katherine M. Gehl)、迈克尔·波特(MichaelE. Porter)| 文

凯瑟琳·吉尔是Gehl食品公司的前CEO,政治创新研究所创始人。迈克尔·波特是哈佛商学院教授,就职于波士顿的哈佛商学院。他们著有《政治行业:政治创新何以打破党派僵局并拯救我们的民主》(哈佛商业评论出版社,2020年)一书。

永年 | 译 时青靖 | 校 钮键军 | 编辑

本文有删节,原文参见《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2020年8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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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看网友怎么说

自在2012:五力模型!

手机用户59480155998:高论,可是谁来推动这种改革呢?由国会两院还是由联邦高院?

用户7866788573159:秦灭六国一统至今,美五十诸侯裂奸国。

流氓侠医:换汤不换药

不去火星:迈克尔波特开的五家公司全都倒闭,厉害吧[捂脸][捂脸][捂脸]

创意人生228:美国也有明白人?

礼辩异乐统同:就是那个N年前著名的竞争力分析理论的学者?

emwm2009:修复当然可以,但每一次的修复同时就为下一次更大的危机埋下了伏笔,矛盾不在具体问题上,而是不可调和,不可克服。

作家南嫫:无论任何社会形态,其内部修复机制将决定先机。东西方相同。

HiFi玩家:不错的理论!但是美国缺乏推动政治变革的内部动力和外部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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